16世纪以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先后在不同历史阶段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从科技史的视角出发，我们通过多种研究方法，从这些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发展历程中，提炼总结出若干规律特点，以期为我国做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价值引领：思想范式变革作为精神先导

　　思想解放是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形成过程中最具先导意义的条件之一。从历史经验看，大规模的人才集聚与持续性的创新爆发，往往伴随着关于知识、理性、权威和人的价值的观念重构。

　　这一规律在五国历史中都有鲜明体现。16世纪意大利的崛起，肇始于人文主义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权体系的挑战，为艺术、科学、医学、建筑和工程技术的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17世纪英国的清教伦理、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科学革命提供精神动力。18世纪法国通过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理性崇拜，推动科学知识世俗化、公共化和体系化传播。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革命与新人文主义思潮，塑造重视理论、崇尚严谨、尊重学术自治的知识文化。20世纪美国则在实用主义哲学、边疆文化和移民社会传统作用下，形成鼓励多元探索、包容试错失败、重视实践转化的创新文化。

　　需求牵引：经济基础提供物质支撑

　　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形成，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这里的经济基础并不只是单纯的财富总量，而是包括了生产方式变革、市场体系扩张、贸易网络拓展、资本积累和产业需求迭代等在内的整体条件。

　　16世纪意大利远距离贸易、城邦经济和商业资本繁荣，推动数学、力学、天文学等早期突破。17世纪英国统一市场和殖民贸易扩张持续提出技术需求，使科学探索与实用技术形成紧密互动。18世纪法国凭借中央集权财力、工商业繁荣和海外贸易网络，为科研、教育与人才集聚提供稳定资源保障。19世纪德意志在统一市场形成、工业化推进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下，化工、电气等产业需求推动工业实验室和应用科学体系化发展。20世纪美国则依托广阔国内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发达金融资本和全球开放格局，叠加战争带来的持续技术需求，具备吸纳全球顶尖人才和组织大规模科研创新的物质实力，最终完成从欧洲科学追随者到全球创新策源地的转型。

　　教育筑基：教科人协同构筑创新载体

　　近代五百年人才与创新中心更迭的一个重要规律是：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往往也是同时期的世界教育中心，特别是高等教育中心。高水平、体系化的教育科研体系承担知识传承、人才培养、科学发现、方法创新和技术验证等功能，是人才自主供给、持续创新和科学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依托。

　　16世纪意大利率先突破中世纪教会教育的桎梏，大学逐步成为面向世俗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17世纪英格兰推动高等教育世俗化与实用化转型，使科学活动从个人兴趣转化为有组织的知识生产。18世纪法国以“大学校”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职业化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官僚。19世纪德国以洪堡教育改革为标志，将研究确立为大学核心使命。20世纪美国在吸收欧洲大学传统基础上，形成规模大、层次多、开放度高的高等教育体系，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体系相互支撑，成为全球智力资源汇集地和创新策源地。

　　历史经验表明，教育体系是人才中心从临时性集聚走向持续性引领的重要基础，也是创新高地持续突破、引领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依托。这五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早期范式雏形，说明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贯通是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的核心支撑。

　　结构开放：社会转型涵养创新生态

　　社会结构决定智力资源能否被充分发掘，人才能否自由流动，创造活动能否获得社会承认。历史上成为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国家，几乎都在关键阶段经历了社会结构重塑。

　　16世纪意大利市民阶层崛起，贵族、商人、工匠、学者、艺术家频繁互动，形成跨阶层、跨职业的知识交流网络。17世纪英国以农业转型、商业扩张和中间阶层壮大为主线，约曼农、工商业者、航海者、工程师、医生和自然哲学家等群体不断成长，使科学逐渐被视为体面、高尚且有用的事业。18世纪法国以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为转折，等级壁垒逐步瓦解，教育和职业机会更加丰富，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和学者开始成为独立社会职业群体。19世纪德国以国家统一、工业化推进和全民教育普及为动力，严谨、规范、专业的社会结构支撑了人才供给的制度化和规模化。20世纪美国作为典型移民国家，大规模移民、城市化、多元文化和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使其能够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国家赋能：治理能力强化战略支撑

　　五百年间，成为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国家都在持续推进治理升级，并在国家介入与市场自主之间寻求适配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动态平衡。

　　16世纪意大利依托城邦自治、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契约型治理，为学术交流、商业活动和人才流动创造空间。17世纪英国通过宪政秩序推进政治体制现代化，统一规则、产权制度、公共秩序和海军战略为科学探索和技术改良创造稳定环境。18世纪法国依靠中央集权强化政治统一和治理效能，以国家力量推动教育体系建设、科研建制化、科学职业化和工程技术组织化。19世纪统一后的德国，国家统筹科教布局，同时注重释放大学、企业和市场活力，快速建立体系化人才培养优势和科学领先地位。20世纪美国在联邦制、三权分立和法治基础上完善治理体系，联邦政府通过战争动员、基础研究资助、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计划和产业政策引领技术创新，同时保持大学、企业、基金会和市场主体活力，形成政府、市场、大学和社会之间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

　　规则建构：制度体系夯实发展保障

　　法律、政策等在内的正式制度安排构成了人才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形成，往往伴随着规则体系的不断规范和制度安排的持续调整。

　　16世纪意大利通过城邦成文律法、商业契约和行会章程，规范手工业、艺术创作、商贸往来和技艺传承，较为宽松的行会规则也吸纳了外来技艺人才。17世纪英国出台专项成文法令，明确技术发明权属、研发行为和发明者收益，激发民间技术改良和科学探索热情。18世纪法国的制度建设重点主要在于整顿旧有行业陋习、统一从业标准与行业规范、制度化设立科研奖项和专业资格，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推动科研和工程活动走向规范化、职业化。19世纪德国依托统一后的制度体系和法治化治理，建立统一教育规则、资格标准和职业规范，并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工业创新。20世纪美国则通过移民制度吸纳专业人才，通过专利制度保护技术成果，通过科教法案和政府资助制度规范科研投入，通过市场规则和风险投资机制支持成果转化，为全球高端人才流入、科研创新提供稳定制度环境。

　　由此可见，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形成，是思想、经济、教育、社会、政治和制度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这些条件在特定历史阶段相互转化、相互支撑时，人才和创新优势才有可能形成。

　　对我国而言，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看到我国在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丰富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也要清醒认识到，人才集聚和创新突破不能仅依靠短期资源投入或单点平台建设，必须建立更加系统、更具韧性的国家创新生态。面向未来，应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以人才自主培养为根基，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牵引，以体制机制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合作为动力，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和人才成长环境，真正将人才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将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原创能力优势，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

　　（张晓宇、刘梦洋分别为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政策理论部、交流合作部项目主管；周文霞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